第一次听说“查加”是由于一位老师的推荐。今年六月份，我们成长之树需要扩大资助范围。于是就请当地的老师推荐了几个村小，其中包括查加村小。那位推荐的老师告诉我，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那里刚刚通上电，手机信号还没有。“原始部落”，“刚通上电”，“还没手机信号”，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充满了神秘感。

我们是8月29日到石渠的，因为同行的三位志愿者高反严重，他们提前撤回了，所以第二天我们对人员安排重新做了调整，我和降拥拉姆去查加。降拥拉姆是当地一所村小的校长，她非常热情，做事也细致，她今年自告奋勇要做我们成长之树助学点上的志愿者。她说，因为查加是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所以在当地“很有名气”。不过，她也没去过那个地方，只是听了很多传说。这支部落原来生活在青海，因为家仇搬迁到那里的；那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他们藏袍里面都不穿内衣；路没通之前要骑大马才能进去到那儿，因为漫山都是大石头……

从石渠县城出发，一路向东，大概用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到了查加村小。沿路风光的美，自然不用说，只是没见到传说的漫山的大石头。

查加村小只是一排四间平房，而且大门口的牌子已斑驳陆离，隐隐约约还能看清学校的名称。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总共七十二名学生，四位老师。三年级的就要到温波小学上学，查加到温波开车需要一个小时。学校很破旧，这样破旧的校舍已经很少见了。呷玛校长告诉我，新的学校正在建设，预计明年能够投入使用。查加村现在有121户，人口656人，学龄儿童还有100多个没有上学。我听到这个失学儿童的数字并不吃惊，因为在另外条件相对较好的村里，也有78个学龄儿童没有上学。

呷玛校长是2005年政府派来办学的，他家在县城。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没有通路，他骑了八个小时的摩托车到东区，再骑了八个小时的马才到了查加。那时，政府刚刚动员藏民下山。呷玛校长在这里一干就是十五年，可以想象，白手起家办学是多么的不容易，更何况面对的是刚刚下山的原始部落。令我吃惊的是，他竟然还是一个民办老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650元。

学生信息采集和助学款发放的工作交给了降拥拉姆和学校的老师，我找了几个“大个子”学生聊天。一二年级学生的个子应该都不高，坐在教室后排的三个“大个子”特别显眼。今年巴吉20岁，西琼17岁，郭西16岁。我问巴吉，要去温波读三年级吗？她说，要的。我说，大姑娘了还要去上学吗？她说，要的。坚定而自信。

中午吃了一碗泡面后，开始了下午的走访。因为时间关系，呷玛校长带我们走访了路旁的两户人家。西洛家有兄弟四个，西洛在读二年级，两个弟弟在读一年级，还有一个弟弟年纪小还没上学。西洛的父母离婚后，父亲重新组成了家庭，母亲出家去色达当了尼姑。平时这四个孩子由爷爷、奶奶抚养，今年爷爷60岁，奶奶75岁。爷爷奶奶辈的这种婚姻组合是不是有点“母系社会”的味道？是的，在查加村女人的地位相当高，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女人。毋庸置疑，这家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幸好有政府的救助。我们带了一些玩具给孩子们，他们在外面的破沙发上玩得不亦乐乎。因为家里物资奇缺，爷爷平时就光着脚，要知道现在那里晚上的温度已经到了零下。我问爷爷，在山上好，还是山下好？爷爷说，山上好，在上山饿了可以挤牛奶喝。我说，山下有电，不用石头取火，现在还有手机，孩子可以去上学，生病还能去医院看病，不好吗？爷爷思索了片刻，笑着回答，“也是哦”。听得出，爷爷还是怀念在上山的牧民生活，也许是出于生活的习惯，也许是出于生活的无奈。

西洛家往上走一点点路是另外一家藏民，这个藏民家里没有成长之树资助的学生。女主人接待了我们，女主人31岁的时候从山上下来，今年40岁。她先后生了八个孩子，大女儿四郎拉姆今年六年级要升初中了，四个孩子在读小学，最小的三个在家。我们进屋的时候，一个孩子正在地上酣睡，脏兮兮的小脚光着，腰里还绑这一根绳。妈妈说，孩子今年三岁，不会走路，只会爬，拿绳子绑着是为了防止他到处乱爬。在另外一间房的地上，还有一个一岁的小孩，睡在一堆脏乱不堪的棉絮里。这家的收入主要靠父亲夏季去山上挖虫草。我离开的时候，看到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正晒着一块尿不湿，女主人说，洗洗晒干了还能用。因为生活的窘迫，这里完全没有“卫生”这两个字的概念。

离开查加的时候，我的心情格外沉重，十年来我走访过无数个学生家庭，已经很少有因为学生家境贫困而惊讶，查加村是一个例外，这里的生活状况比2013年的贵州省石板村还要差。回苏州的路上，一套资助方案正在我的脑海里形成，建一个捐衣物的群，这里太缺乏各类生活物资了；做一个调查，查加村有多少孩子在外面上学，调整一下明年的助学计划，查加村的只要在上学的孩子都要资助；把令人敬重的呷玛校长也纳入成长之树助学体系……

期待十年后，查加的孩子都能上学，查加的老百姓不再愁吃，不再愁穿。（本文作者：汤永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