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在前面的话：

2014年我因筹备公司的公益项目有缘结识苏州市成长之树公益助学中心的理事长汤永坚老师，之后跟随成长之树团队去了贵州、江西、甘肃、青海走访。随着不断深入了解成长之树所做的公益事业，我对这个团队尤其是创始人汤永坚老师有了愈发深刻的了解：庞大的会员数量、精细到小数点后两位的筹款金额、繁复的学生信息收集工作……可以想象扛起这重担有多艰难，而这十年的坚持又是多么难得。

成长之树创立十周年之际我采访了汤老师——一位平凡却又非凡的公益人，谈起这十年公益路的历程，汤老师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且听他娓娓道来。

汤老师您好，您在公益之路上低调地走过了十年，是很多人钦佩的楷模。您的公益之路起点是哪里呢？

我的公益之路大致分两个阶段，其分水岭就是2011年。2011年之前是以个人的形式资助了个别孩子，2011年之后则是以组织的形式资助了大量的孩子，这个组织就是成长之树。2011年1月江西省泰和县上模乡刘萍副乡长一下子提供了18个需要帮助的学生，18个学生靠我一个人的能力去完成显然是有困难的，所以我开始感召身边的朋友、同事一起参与。当时每个孩子每年需要资助400元，资助人每人捐一份200元（成长之树延用200元一份的规则至今）。很快这18个学生都有了资助人。2011年3月我一个人背着资助款去了泰和县上模乡分发给孩子们。后来刘萍也成为了成长之树的志愿者。

2012年10月应会员的要求，我们在苏州白马涧龙池风景区召开了成长之树第一次会员大会。当时的会员有九十多人，几乎悉数到场，是至今最成功的一次会议。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都觉得助学这件事很有意义。想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局面演变成等待资助的孩子不够（成长之树有一个原则是按需募集，不超募）。

2012年底到2013年初，会员们利用各种出差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合适的对接区域。苏州的胡延龄去了河南光山、扬州的杨子去了甘肃平凉、上海的Samantha去了云南丽江。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大雪封路、对接人不合适、乡镇经济条件不够贫困，三个地方都不理想。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机会，成长之树南昌的志愿者邱勇说，江西卫视报道了周玉阳老师的事迹，他从贵州贫困地区带出来15个孩子到九江县上学。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15个孩子可以由成长之树来资助。联系周老师了解到经媒体报道后，他们收到各方资助比较多，资金上没有问题。他建议我们联系一下石板村的张自忠老师，由此石板村跟成长之树结下了不解之缘。起初联系张老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要么电话打不通，打通电话又听不懂对方说话，贵州口音真的很难懂。后来我们到了石板村才知道，张老师的手机信号要根据风向才有：东南风有信号，西北风就没有信号。电话沟通障碍重重，于是我们通过EMS寄了10份“学生申请表”过去，过了很久收到回函。“学生申请表”被弄得比较脏，跟江西的学生家庭相比，贵州石板村提供的家庭大多都有4、5个孩子，人均收入很低，一般是200-300元/年。当初我们认为这是他们为了获得这份资助故意把人均年收入填报得很低，这也可以理解。于是决定过完年去石板村看看实际情况。

2013年3月我们一行五人第一次去贵州走访。大家乘火车到六盘水集合，之后乘上中巴在大山里晃晃悠悠五个小时抵达了兴发乡，在那里见到张自忠老师。他和我想象中很不一样，手脏到发黑，不修边幅显得很憨厚。见到张老师才了解到，他家到兴发乡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上次为了取信寄信每次来回都要走8小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建议会员自己寄东西给学生，而是统一寄送到学校的原因。

我们在张老师家住了两个晚上，条件比想象中还要差。他家门口就是一大滩牛粪，里面两间房子，一间养猪一间住人。张老师知道我们春节过后要去，特意给我们留了一顿米饭，平时他们都是吃玉米和土豆的。第一次去走访我们准备不足，洗漱用品都没带，张老师递给我们一条毛巾，这条毛巾脏到连当抹布都会被嫌弃。被子也很脏，味道又大，晚上睡觉只能盖住脚，后半夜实在太冷，被子盖到膝盖就不能再往上了，味道难以忍受。三月份的大冷天孩子们脚趾都露在鞋子外面，厚衣服也没有，有的孩子穿的棉袄纽扣都没了，用一根布条胡乱地系着。这里的人们喝水就到山上直接喝引流水，据说这个水含氟量很高，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黑牙或黄牙。他们烧的煤是到十几公里外废弃煤矿的山洞里自己挖来的。

从张老师家到石板小学要走八公里的山路，两间老旧的平房，外加一间村委会就是石板小学的校舍，条件非常差，有的窗户没有玻璃，拿塑料布挡着，孩子们在教室冻得瑟瑟发抖。全校一共六个代课老师，三个小学毕业，三个初中毕业，有125个孩子，只设一到四年级，读五六年级就要到兴发乡中心校。国家已经实行了“营养午餐”政策，但因为没有合格的食堂，石板小学只实施了七天就停了。有的孩子带饭来吃，带的就是那种难以下咽的玉米饭，也有带三块土豆的，有的干脆饿着。很多孩子不上学，在家帮着父母带弟弟妹妹，或者干农活，辍学率接近50%。回来后我们当即决定，只要是石板村的孩子不管在哪里上学我们都要资助，从此成长之树的助学规模迅速扩大。这就是成长之树真正的起点。

听上去十年前的情况确实非常糟糕，这十年成长之树为山区的孩子们带去了怎样的改变呢？

以贵州省赫章县为例，成长之树资助范围内的小学生辍学率从当初的48%，降到了2019年的0.5%，辍学现象已基本消失，绝大部分家长认识到送孩子去学校上学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不过成长之树另一个助学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目前的辍学率依然很高，可喜的是，现在藏民逐渐体会到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拿到资助款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越来越多的藏民也愿意把学生送到学校去了，我相信再过几年石渠县的学生辍学率也会大幅下降的。

现在有很多公益组织都在关注贫困地区的孩子，您觉得成长之树和其他公益组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做得优于其他组织的是什么？

其实公益组织的出发点是非常相似的，如果要说不同的话，成长之树的运作方式与其他组织有所区别。首先是财务公开。我们的每一笔支出收入都是公开在网站上的，工作量非常大，但这也是资助人信任我们的原因。曾经有一位会员关注了我们三年，他每年都会把我们的账目核算一遍，发现一分不差之后由衷地叹服，最终选择加入成长之树。

再者，从筹款角度而言成长之树是一对一长期资助的方式，每年要通知资助人续款。在发放助学款过程中，如果出现某个孩子辍学了，我们会及时通知相应的资助人。资助人可以申请“退回资助款”，也可以“改资助其他孩子”。这种方式的难度和工作量都要高于大部分公益组织的一次性捐赠。

第三，成长之树低调、务实、平等。我们用最笨的办法做最有效的事情——派专人把现金背到山区的学校里发放。有些公益组织会通过学校、当地公益组织或者志愿者发放资助款，但是这个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也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有人说从来就没看见你们用过横幅，是的，我们从来不搞形式主义，不像某些组织用横幅拍照是必选项。我们尊重被自助者的隐私，不拿孩子们的照片做媒体宣传。

公益曾经一度遭受社会舆论质疑，十年间您或成长之树是否遭受过类似的质疑？

受质疑的事情不胜枚举。有一年年会上，一位刚从贵州走访回来的伙伴分享说，贵州那边（受助地区）实在太穷了，即使把钱发错了也是对的。结果有人把这句话理解为成长之树的资助款是随便发放的。其实那位伙伴想表达是，贵州那边实在太穷了，需要帮助的孩子太多了。

还有的会员认为不用给山区寄送新校服和羽绒服，质疑山区的孩子挑衣服。他们有没有想到，大家寄过去的衣服从夏天的女士吊带衫到冬天的外套，新旧、大小、季节不一，让他们全盘接受是不合适的。

还有的会员来电话问，为什么一年过去了学生的身高变矮了？为什么签收单上学生的签名如此一致？质疑我们工作不仔细，不认真。事实上学生的身高体重都是老师大约估计的，难免会出现“今年比去年矮了”这类情况。签收单上的签字都是孩子自己填写，由于当地教学水平低下，很多一二年级的孩子刚刚会书写自己的名字，于是那些歪七扭八的“字迹”看起来就非常接近了。

还有的会员看到成长之树不建议他们和孩子交流，认为这个做法有猫腻，质疑钱没有发放下去。事实上我们不建议资助人和孩子建立关系是有原因的，早期发生过孩子和资助人有信件往来的情况，然后有一个孩子说哥哥生病了，要借钱几千块钱。还有一个孩子初中毕业了要求资助人帮忙找工作。跟学生一来一往就会产生感情，有了感情之后就很难处理好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让慈善行为变得轻松，这样更易于持久。所以我们不建议会员和孩子单独联系。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感受到有人在帮助他们，等他们长大以后也不需要回报某一个人，而是回馈整个社会。孩子们现在也越来越理解，他们不需要知道谁在帮助自己，长大以后有能力了就去帮助别人，现在有些大学毕业的孩子也确实这样在做。当然，如果会员坚持要和学生通信，我们也会把联系方式给到对方。

像这样的故事应该有很多吧？

是的，很多。还有一次甘肃正宁县有家长举报资助的孩子里有老师的子女，志愿者回访后发现其中确有一位老师的孩子，但这个老师的家庭状况是符合成长之树资助条件的。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主动提出不要资助老师的孩子，把已经发放的助学款又收回来了。

质疑有时也来自团队内部。2013年首次去贵州走访的五位成员之一Q先生，因为成长之树的捐赠收据无法抵税，于是把他们小组收上来的一万八千块助学款交给了某基金会。后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该基金会说明情况，讨要这笔款，他们当即把钱还给了成长之树。但Q先生因此和成长之树产生极大的不愉快，退出了成长之树。这是成长之树发展过程中一次很大的内部分歧。

还有一次，成长之树工作团队的几个伙伴半夜把我叫出去，我以为是要讨论什么重要事情，结果是批评我做的同步教学的项目。一路走来的质疑声实在太多，即便现在也还有。

我们有很多会员希望自己的孩子跟山里的孩子多点交流，用他们的话说可以“教育“自己的孩子，您觉得可行吗？

成长之树初期发生过一件事情，上海有一位会员是企业老总，接了三个贵州的孩子到上海住了一阵。出发点是好的，让山里的孩子感受一下外面精彩的世界。三个孩子回去后，其中有一个再也不想上学了，另一个拿粉笔在自家破旧的门上写下“命中注定”“生不如死”。这个孩子家庭情况非常糟糕，爸爸在监狱服刑，妈妈离家出走，留下三个孩子跟爷爷一起生活。我们去走访之后的三个月爷爷也去世了。姐姐带着弟弟妹妹吃百家饭，他们最开心的就是村里有红白喜事，这样可以吃得饱些。很多会员也曾提出想把山里的孩子接到城里来住上几天，初衷是好的，但巨大的落差往往会给孩子们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有一档电视节目，就是把山里的孩子接到城里来住，把城里的孩子送到山里去住。以为这样可以帮到山里的孩子，也能让自己家的   孩子接收教育。其实，这些都是成年人的想法，孩子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这些。

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2014年暑期有一个会员带着自己初三的儿子在石板村“体验”了三天三夜。后来我问这个会员，这次体验有什么收获，她说她儿子觉得生活很快乐，因为不用洗脸、不用洗脚、不用刷牙、不用洗澡。你看看，孩子的想法跟大人的想法之间差距有多大。

回顾这十年，有哪些故事让您非常感动，现在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呢？

感动的事情非常多，在这里先讲几个孩子的故事。先讲讲贵州的杨幺妹。第一次见到幺妹是2014年，她三年级的时候。其他的孩子都脏兮兮的，只有幺妹穿着裙子打扮得干净漂亮，还主动和我们合影。她说家里今年盖了新房子，邀请我和志愿者陈婷去家里走访。因为政府补贴，家里确实盖了新房子，但是新房连门都没有，用一个篱笆挡着。里面有三间房，最西边的房子堆着杂物和土豆，中间是厨房。当地百姓烧饭是这样的，最穷的家里用三块石头当灶头，上面放个锅，用柴火烧饭的时候烟熏得一塌糊涂。稍微好一点的家里会买个炉子，上面有一块铁板，烟通过烟道可以排到外面去。幺妹家的灶头就是三块石头的那种。最东边的房间里面有三张床，杨幺妹有两个哥哥，一家五口住在一间，其他人的床都很脏，只有幺妹的床很干净，放着我们发放的运动鞋和书包。幺妹说自己的成绩还不错，给我们看卷子上的分数有三十几分，这个成绩在当地算不错的，那里的孩子五分十分的很多，三门课加起来不足十分的也很多。第二次见到幺妹是2016年，她六年级的时候，她主动告诉我她想上初中，但是爸爸妈妈不想让她上学了，希望我们能够去做做他父母的工作。我们去她家走访，跟他爸爸说幺妹想上学，希望他能支持。虽然语言不通聊起来有点困难，但是大致的意思他们可以理解，后来她爸爸同意了，我们和幺妹的爸爸还拉了钩，我们都很高兴。新的学期，学校发来的名单里有幺妹的名字，我也就放心了。第三次见到幺妹是2017年，是在幺妹家里。那天她穿的红衣服，因为两天后要和隔壁村的一个高中生结婚了。那个时候除了祝福，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一年之差，穿着一变真的像个大孩子了。2018年再次去幺妹家，以为她会生孩子，还好，她父母说她和她老公在贵阳打工。2019年再去的时候也没有见到幺妹，听她妈妈说她已经不打工了，在婆婆家生活。希望2020年走访的时候能见到她。幺妹是大山里女孩命运的一个缩影，虽然幺妹渴望读书，我们也努力过，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因为贫穷早早地嫁人了。但是反过来想，幺妹是家里学历最高的孩子，对他们来说小学毕业也蛮好，至少能识字，出去打工能分清男女厕所，可以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幺妹的两个哥哥因为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只能待在家里哪也不敢去。

接下来讲讲江西的万玉娇和贵州的曹梅。卖头发的事情在我们苏州这边也曾有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五六十年代的事了。在我们资助的孩子里我见到过两个曾经卖头发换钱的女孩。一个是江西省东乡县的万玉娇，她出生才十几天爸爸就因工伤去世，妈妈随即离家出走，后来爷爷生病去世，她和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困难，房子是两根木头柱子撑着的，家里除了床上方的屋顶不漏雨，其他地方都是拿盆子接雨的。老师说玉娇字写得漂亮，成绩也好。我们走访到她家时她正在帮奶奶干农活，资料里显示玉娇是个女孩儿，但我们远远看去是个平头小男孩，问及原因，她说小学毕业了读初中想买个书包，就把头发剪了卖钱。玉娇中考的成绩完全可以上当地的重点高中，为了鼓励她去读高中，我们还单独为她设立了专项基金，一年一万元。最终她还是选择了五年制的师范学校，因为读高中要学费，读师范不用。心酸的是今年走访时听她说又卖了一次头发。

另一个卖头发的孩子叫曹梅，我叫她“草莓”。有一年发助学款的时候见曹梅戴着帽子，当时天气很热，我试着摘掉她头上的帽子，她却死死捂着不肯，边上的同学说她刚刚把头发卖了。当地女孩卖头发换钱是用来补贴家用的。曹梅五年级的时候我曾问她，如果有人来说亲，怎么办？她说她不会同意的，她要读书。现在曹梅已经上初二了。

孩子的故事很多，志愿者的故事也很多。2013年初我们联系上石板村张自忠老师后，需要在当地找一名志愿者配合我们开展工作，帮助我们核实家庭情况，发放助学款。当时，我在QQ上找地址是赫章的好友，找了好几个人一个个聊，告诉他们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志愿者，大部分人聊着聊着就没有下文了，只有陈婷愿意。那时陈婷在贵阳上大学二年级，正运作一个捐冬衣群，为家乡的孩子募集冬衣。成长之树对当地志愿者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如果我们去不了的话需要当地志愿者去走访核实家庭情况，发放资助款。通过两年的交流磨合，我感觉陈婷非常合适成长之树的要求。陈婷小时候也得到过别人的帮助，非常独立，非常要强。上大学的时候除了第一年用家里的钱，之后全靠做家教打小时工挣学费，还供妹妹陈欢上了大学。后来陈婷成为了我们的志愿者，她暑假要一家家走访成长之树资助的孩子。第一年我们给她寄了500元路费，后来她退回来340元。我们觉得很奇怪，这点钱当路费都不一定够，怎么还会有钱退回来呢？陈婷说，她坐车不去车站，而是坐招手车，她告诉驾驶员要去做的事情，有时候驾驶员就不要她的钱了。当时她还是大学在校生，毕业之后她没有再拿过成长之树一分钱，自己担负费用为成长之树做了很多工作。大学毕业后，陈婷在一所乡镇中学做老师，学校可能认为她留不住，所以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很少给她。得不到重用让陈婷很苦恼，后来她自学法律，考了研究生，继而考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成为了助理法官。最最痛心的是，2019年7月份陈婷感冒长期不好，关节肿痛不能走路，去了成都、贵阳、重庆很多医院都查不出病因。把血样送到杭州化验才诊断出她得了皮肌炎。皮肌炎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非常凶险。后来在袁校长的帮助下陈婷来到上海仁济医院治疗，目前病情有些反复，还在治疗中。我们真心希望这么好的女孩子能有一个好的人生，祝愿她早日康复。

第一年跟我们一起去贵州走访的田田，忘我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走访到曹艳家里，六年级的曹艳竟能读一句完整的英语“How are you“，田田激动地把自己的项链给了她，后来我们因为这件事，规定不可以送孩子贵重的礼品。善良的田田离开贵州时，身上能取下的东西都送给了孩子。第一年去贵州走访的团队里还有一位成员小丁，小丁和田田因成长之树结识，后来成为一对恋人，现在已经结婚了。这样的事情在成长之树挺多的，不是个例。

公益路上也会和当地政府、学校、老师有接洽吧，他们是如何看待成长之树的呢？

成长之树是民间组织，一般不接洽政府，但又确实需要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在贵州的走访规模很大，有一件很巧的事，2014年我们去贵州走访的时候恰好周玉阳老师刚带走了10个孩子去九江，而且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这10个孩子里有两个孩子还是我们的资助对象，下午我们刚去过他们家走访。当地政府以为是成长之树干的，产生了一些误会。也是通过这件事，当地政府对成长之树有了更深的了解。现在赫章县的政府部门是很欢迎我们去的，每年去赫章县，兴发乡的罗书记都会请我们吃顿饭，保障我们走访用车，对成长之树深怀敬意。涉及到的学校也都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成长之树10年如一日的坚持赢得了相关部门的信任和尊重。

合作过程中有没有难点？

与赫章刘家坪小学的合作有些波折，他们的闵校长很负责，把学生的申请表填好交给我们，志愿者陈婷去学生家走访核实情况。发放完资助款后其他不在名单里的没拿到钱的学生家长到学校来闹，认为自己家的孩子受到不公平待遇，把闵校长团团围住，他连吃饭上厕所都受到影响。最后闵校长放弃合作，我们也因为无法采集学生信息终止了和学校的对接。

我听您说过曾经很多次想要放弃，又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了？

想要放弃主要是因为身边一些人的不理解和质疑。前两天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几年从成长之树有没有弄到钱？真是又气又好笑。我爱人有时候会抱怨我不照顾自己家里的孩子，总去管别人家的孩子。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差点又动摇了我。儿子要买婚房，忽然发现我竟然没有那么多积蓄付个首付。我想要是我做做比较了解的旅游生意，十年也能挣不少钱吧？还有自己单位里的工作也不太顺心。总之这一段时间真的很痛苦，如果不是把时间都给了成长之树我应该也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吧。我郁闷了好几天，现在已经重新调整好状态了。

坚持了这么多年是因为更多人相信我，支持我，我总要对得起人家吧。这也是为什么在发放资助款这一个环节我们特别特别认真。人家把钱交给你，如果出差错良心过意不去啊，一定要对得起他人的信任。

我看到成长之树在运营方面不断做出调整，项目从最初的捐款，到捐校服书包，再到同步教学，是什么促使您不断做出调整呢？

成长之树的网站上有不同的项目，运动鞋书包项目、教学基金、学生校服项目、同步教学项目、翼计划、一日捐等等，之所以设立不同的项目，一方面是孩子们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不同的项目满足不同人的捐赠需求。有的人每天捐一块钱也可以，有的人喜欢捐实物也可以，有人想一对一资助孩子也可以。

在这些项目里，接下来要重点推广的是同步教学项目。这个项目的起源是贵州招聘了一批特岗老师，他们不知道学校在哪里、学校是什么情况，但真正到了学校，才发现不是想象中的学校。举个例子，有一个遵义的老师应聘了某个学校的校长，当然很荣耀，跟亲戚朋友说他要去做校长了，然后到学校一看，学生一共五十多个，落差很大。而且山区手机信号差，现在的年轻人离开手机日子怎么过？再学习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我就在想，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和苏州学校的老师联动起来，让大山的老师和孩子也能共享苏州优质的教学资源。当时贵州网络不通，我们就在苏州找了一所公办学校和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做试点。在希捷苏州公司和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的帮助下，试点项目启动。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同步教学项目也逐步推广开来，目前我们已经有15套设备在日常运行了，其中5台在苏州，10台在赫章。

其实，同步教学项目的起步也是异常艰难。当时我们想找一所公办学校和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做试点，找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是容易的，但要找一所公办学校却很难，有的学校说“教育局安排下来我们一定办”，有的学校说“我们自己老师上班已经很辛苦，还要兼管其他学校的学生，压力太大了”，有的学校说“这不是我们分内的事”。到处碰壁，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后来苏州科技大学邵斌教授引荐我认识了吴中区东湖实验小学的胡彬校长。当我把情况跟胡彬校长说明之后，他当即表示这件事值得去做，他还说，这也是锻炼学校老师的好机会。所以我一直说，胡彬校长的公益心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接下来要把同步教学项目作为成长之树的重点项目推广，是不是成长之树的工作重点要发生转变呢？

不是的。一对一助学肯定是成长之树最核心的工作，真如监事长徐总说的，一对一资助是成长之树的树干，其他都是树枝。就拿2019年来说，全年筹款373万元，其中一对一助学199万元，同步教学项目才9万元。

这些年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真正做到“一对一资助”是前期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资助人交上来的钱要匹配到每一个孩子，学生的学习情况也要匹配到每一个资助人，这里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2016年我们在上海青乾科技的帮助下，成长之树的网站正式建了起来，现在网站的功能越来越完善，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在网站上完成，比如注册会员、选择要资助的孩子、付款、查看学生的学习成绩、查看班主任评估、查看学生签收单、打印资助证明、申请开开具捐赠收据等等，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会员的活跃度不够，我们也在想办法让更多的会员参与进来、活跃起来，希望关心成长之树的会员能踊跃参加我们的活动。

一路走来您有特别想要感谢的人吗？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

要说最感谢的人，就是周玉阳老师。赫章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石板村又是赫章最边缘的“死胡同”， 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当年那里的老百姓说，除了收计划生育超生罚款乡里干部会进来，其他时间是看不到干部的。石板村因为周老师才引起媒体关注和政府的重视，因此成为赫章县第一个通路的村。我们成长之树与石板村的缘分也是因周老师而起。

想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团队的每个伙伴真的都很好，做事情非常认真、负责，因为大家相互支持成长之树才走到今天。希望大家继续加油坚持做下去，对资助人负责，也要对被资助的孩子负责。

有什么话想对受资助的孩子们说吗？

我希望他们长大有能力之后能够回报社会。

您对成长之树下一个十年的规划？

我希望十年之后成长之树还在，希望有人能接班，尤其希望被资助的孩子里能有人接班。我还希望继续扩大同步教学的范围，让学生和老师从中受益。还有，目前四川石渠的状况很糟糕，希望下一个十年石渠这个地方也能有明显的改变。

（采访人 丁凡越）